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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是歷史、社會或內心的證詞

閱讀:256 次 作者:汪天艾 來源:經濟觀察網 發布日期:2020-01-18 08:44:06
基本介紹:

  過去的記憶與他人的遺忘

  在過去的許多年里,我的研究始終圍繞著西班牙內戰和戰后獨裁為歷史背景的文學作品展開,然而每當談論起那段自詡諳熟的歷史,其實我總是會首先講起烏納穆諾(西班牙作家、哲學家)在1936年薩拉曼卡大學(西班牙最古老的大學)開學典禮上鏗鏘有力的反擊,會去講加西亞·洛爾迦(西班牙詩人)怎樣在內戰爆發的第一個夏天成為仇恨與群體瘋狂的犧牲品(“詩人死在他的格拉納達”),安東尼奧·馬查多(西班牙詩人)是怎樣在內戰結束前的最后一個冬天死于西法邊境的小城(翻山越嶺的流亡路上,病重的母親偶爾清醒過來的時候會問他:“我們這是到塞維利亞了嗎?”)……我可以歷數一眾“白銀時代”重要作家在那三年里的遷徙軌跡,卻說不出,在戰爭爆發伊始即淪陷于長槍黨治下的安達盧西亞大區某個偏僻村鎮上,對一個以務農為生的普通家庭而言,那場戰爭究竟意味著什么。

  這樣的知識盲點在20世紀及至1970年代的西班牙學界也曾經存在,當時關于西班牙內戰的文獻與研究中還鮮少出現普通人的個體經歷描述,更多的史書聚焦在這場戰爭的來龍去脈、重要轉折和國際關系角力。大眾作為個體的聲音并不存在,只是沉默之下冰冷的數字。當時僅有的關于西班牙內戰一手經歷的記述幾乎都是由流亡在外的西班牙知識分子或曾經在西班牙戰場作戰的國際縱隊成員寫成。這些回憶和文學作品雖然提供了可貴的史料,卻也只反映了某些特定社會和知識階層的經歷。直到羅納德·弗雷澤的兩本口述史專著《藏著:一個西班牙人的33年內戰人生》和《普埃布羅:陽光海岸上的一個山村》于1972年和1973年相繼在英國出版,西班牙內戰中及戰后工人和農民群體的個體經歷空白才終于得到填補。

  海達·科瓦莉(逃出集中營的捷克猶太人,2010年去世,享年91歲)曾經在她講述自己二戰經歷的個人回憶錄(《寒星下的布拉格:1941-1968》)中說:“在這場戰爭中,沒有人真正幸存?!庇眠@句話來談論西班牙內戰也同樣合適。比如,對《藏著》的主人公、僥幸從戰場上活著回家的曼努埃爾而言,戰爭的結束,并不意味著他可以停止為自己的生命擔憂,反而是長達三十年藏匿家中躲避迫害的開始。不過,這本書并不僅是躲藏的故事本身,更有對于內戰前西班牙激化的社會沖突以及內戰中士兵心理的詳盡刻畫,并非史書上的事實與數據羅列,而是個體思考的坦陳與具體經歷的重述。

  西班牙內戰爆發于歐洲法西斯勢力把世界帶入第二次大戰前夕,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出兵幫助佛朗哥政變,將伊比利亞半島變成試驗新戰術、新武器的練兵場;而來自世界各國的反法西斯志士也組成國際縱隊在同一片土地上預演了即將到來的戰斗。在我過去的閱讀經歷中,讀到的多是前往西班牙的各國知識分子如奧威爾、柏克瑙等對西班牙內戰作為國際局勢一部分的觀察和思考,而在《藏著》中,我第一次讀到戰爭前線一名有一定政治頭腦的普通士兵的想法:“要是我們能堅持到內戰變成國際沖突的一部分,一切都會改變……如果我們堅持住,就可以為同盟國對抗納粹和意大利打下基礎。就算希特勒占領西班牙,他最終還是會被趕出去,就像在其他國家一樣。西班牙則會恢復民主。再撐幾個月——到9月就行——我們還能堅持一年?!毕氲蕉鸷笪靼嘌赖亩噔睹\,讀到這樣的判斷與希冀令人不禁唏噓。

  書中還有一處動人的細節與當下的西班牙問題息息相關。經歷漫長的藏匿后重獲自由的曼努埃爾談論起回歸社會后最失望的事是年輕人只找樂子并不關心國家或是自己的村莊:“對于一個一無所知、更不想關心這個世界的年輕人,我們能抱什么希望?”在苦難與時代的變遷從未喪失過信念的曼努埃爾因為年輕人的狀態感覺“難過到無法言說”。

  在2019年一舉拿下西班牙戈雅獎最佳紀錄片的《旁人的沉默》談論的也是同樣的困境:如今游人熙攘如織的太陽門廣場上坐落著佛朗哥獨裁時期的“安全總部”,曾有不計其數的人在那里的地下室遭到酷刑折磨,然而紀錄片中隨意走訪廣場上的年輕人,他們頻頻搖頭,對《遺忘法案》或《歷史記憶法》一無所知。那些從戰爭和戰后陰霾中活下來的人,不僅必須與自己的過去和記憶共生,也不得不與他人的遺忘與沉默共生。

  女孩這一生怕什么

  一個女孩需要涉過多少險灘才能無虞長大?在《兔子洞女孩》記述的那個墨西哥村子里,無人幸免。作家詹妮弗·克萊門特在十多年里走訪和傾聽在墨西哥暴力與毒品的世界里生活的女性,她們有的曾經被擄走失蹤,有的因為種種原因鋃鐺入獄,有的在空洞的家鄉經歷日復一日的恐懼。而克萊門特在想,怎樣用只有二十六個字母的語言描述這一切。

  書的原名直譯為“被偷走的那些祈禱”,是的,被偷走的女孩,被偷走的青春,被偷走的未來。從母親面前被生生擄走隨后被賣給大毒梟做性奴的葆拉,胳膊上一連串香煙頭燙出的印記,因為這樣一來,“如果有人在什么地方發現我們死了,那么大家就知道我們是被搶走的,這是我們的記號,我的煙頭印兒是信號?!边@本書,或許也是另一種形式的“煙頭印兒”吧。

  故事開始于“我”與同村的幾個女孩的成長故事,終結于“我”和另幾個女人在牢獄中分享的人生故事。每個女性人物都像是縮影,“我”也可以是很多個“我”,如同當城里來的老師何塞·羅薩已經看到葆拉赤裸的青春美貌,主人公體會到“在那一刻,我們變成了一個女人,就仿佛他看到了我們所有人的身體”?!拔摇北澈笫鞘朗来钢∶乐捱@片土地的掙扎、動蕩與反抗。監獄里,當“我”和“我”的牢友盧娜相對而立——一個是來自危地馬拉的瑪雅印第安人,一個是來自墨西哥格雷羅州的西班牙和阿茲特克混血兒,也擁有部分非洲奴隸的血統——“我們倆就像這片大陸歷史書的兩頁。你可以把我們撕下來,揉成團,扔進垃圾桶里?!?/p>

  在那個女性身份意味著危險、美麗則會招致災禍的村子里,母親們竭力讓自己的女兒以最丑陋的樣貌長大。開美容廳的露絲給自己的店起名“幻想”,她的夢想是做點事情,讓所有人都打扮得漂漂亮亮,而這確實只能是幻想,因為那里需要的只能是“丑容廳”。有女兒的家家戶戶都在毗鄰的地里挖了能容下人的洞穴,一旦聽見汽車的發動機轟鳴逼近,就要立刻躲進去,地洞里的蝎子遠比人要仁慈。

  小說接近尾聲的地方,主人公在即將身陷牢獄之前,腦海中不斷閃回重復著一句話:“我沒必要踏上那條公路?!蹦鞘遣砺返霓D折,是現實中祖輩們走上過并喪生過的路,是被顛沛與恐懼支配的人生,是長滿罌粟和大麻的土地上,被鮮血與暴力洗刷了一遍又一遍,任何人都沒必要再踏上的路。

  即便詩歌是對疾病的徒勞抵御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受到與美國詩人畢肖普相關的某種暗示,我竟一直誤以為洛威爾是一位平靜的詩人,而我素來更偏愛“情緒不太穩定”的詩人,因而沒怎么特別留意過他。直到2019年夏天,后知后覺讀到《生活研究:羅伯特·洛威爾詩選》,方才在風暴驟起的字里行間遭遇遲來的會心一笑。所謂“生活研究”,是他研究生活的方式,原來是指如何把生活過下去。躁郁癥糾纏他近三十年,每每冬季發作時,那去而復返的魔鬼會揪住他的頸后,迫使他抬起頭,第無數次“面對瘋癲的王國”。

  精神病痛帶來的挫敗與反復,詩歌成了對疾病的徒勞抵御,如這本書的譯者胡桑在譯后記中談及的,“寫詩就是洛威爾的精神分析”。整本詩集里不乏出入醫院的體驗,在1954年因躁郁癥入院離家三月歸來之后,洛威爾回望這“另一年滾雪球式的衰弱”,寫下:“我既不保持隊形,也不站著。/被治愈,我蜷縮著,陳腐而渺小?!倍读粢狻分小拔摇毕蜃≡横t生的發問如同抓撓心臟的手:“這只有詩歌和抑郁癥的幾天——/我該拿它們怎么辦?/它們會幫我留意到/我無法忍受看到的東西嗎?”

  該怎么辦?我們最終在約翰·貝里曼自殺后洛威爾寫給他的詩里窺見答案:“我曾時常想,不要活到/給你寫挽歌的年紀。/但我們其實過著如出一轍的生活……我們請求沉迷于寫作,/我們確實如此?!本融H的辦法,是沉迷于寫作。同樣飽受雙相情感障礙困擾的阿根廷詩人皮扎尼克也曾經在生前接受的最后一次采訪中說:“我寫作首先是為了不發生我害怕的事情;為了讓傷害我的不至發生;為了遠離大寫的惡(參考卡夫卡)。有人說詩人是偉大的治療醫師。這么說來,詩歌職業意指驅邪、袚魔,還有,修復。寫一首詩就是修復最本質的傷口——那道撕開的裂縫。因為我們都有傷口?!?/p>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藝術家最常抑郁,詩人才比較容易自殺,然而實際情況是,抑郁癥等精神類疾病并非文學藝術專區特供,只是更多數量的飽受精神疾病折磨的靈魂和自行終結的生命并沒有機會和精力發出聲響,只有經久的黑暗和突然的消失。從這一意義上而言,當詩人用寫作來療愈自我時,他們就也以身涉險地將傷口暴露,在字字句句中留下的對精神痛苦與軀體癥狀的平白呈現。由此,在與他們相隔遙遠的時空里,閱讀這樣的詩行對于同樣曾經或正在深淵的凝視中掙扎的人是一種陪伴,讓人意識到自己沒有那么孤獨、那么奇怪;而對于那些有幸從未或尚未被黑暗吞噬的人,這樣的閱讀或許至少能讓他們對他人的痛苦多一些想象力。

  美國詩人安妮·塞克斯頓在接受《巴黎評論》的采訪時回憶說她的心理醫生鼓勵她多寫點,因為“有一天,也許你的詩對某些人來說會有那么點意義?!比怂诡D說“這就仿佛給了我目標,一點動機,不管我多么無藥可救,總感到生活中還有事可為”,我想,文學閱讀的意義大約也是如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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